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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学习中医


 

 

  
三部六病是实现中西医通约的新医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201203)  白玉金


    “三部六病”学说创立于上世纪50年,是著名中医临床家、伤寒学派刘绍武先生在中医经典《内经》和《伤寒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按照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的新的学术体系。该学术最大的特征就是打破了传统中医学封闭的语言表达体系,并以一般系统论思想为基础,创立了简洁明了的理法方药体系,既解决了中医分科重复多样的问题,也充分体现了系统的辨证论治原则。不容忽视的是,该学术的诞生恰恰与“中西医结合”的出台是在同一时期,所以或多或少融合了一些西医学的理念与知识,同时也为实现中西医结合的通约打开了一扇窗。
    一、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思考
    “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是在1956年毛泽东主席关于“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讲话后,逐步在我国医学界出现的。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工作,他始终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对硬搬西洋的东西,更反对“全盘西化”。建国初期,卫生主管部门有人企图以西医的科学标准、原理来代替、改造中医,195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度评价了中医,认为“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他还指出,“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西医也有唯心论。中西医一定要团结,西医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其后发起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西学中)” 运动。1958年6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在天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中西医结合”一词;1958年9月,《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中西医学结合概念;1958年10月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批语中又提出了“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概念;195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把已经证明有效的中医治疗办法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办法加以认真的普及”等,从此“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得到中国医学界普遍认同和运用。
    半个世纪以来,中西医结合不仅在国内得到系统的发展,在国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如国内已将中西医结合医学确立和设置为一门独立学科,又连续划分为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等,其中临床医学又分出内科学、外科学等,内科学又划分出心血管病学、消化病学等等;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有关执业医师、助理执业医师考试制度及技术职务考试制度等均设置了中西医结合系列;各省市建立了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基地、临床实践基地及科研基地;有独立的中西医结合学术团体及各种中西医结合杂志;成立了各级中西医结合学科专业委员会,形成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在国际上,中西医结合也逐步得到关注,在其影响下,还出现了如日本的汉方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被称为“东方医学”、“第三医学”,印度医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被称为“印度结合医学”研究,还有韩、美、澳、意等国家也产生了把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起来,被称为“综合医学”或“结合医学”研究。
    中西医结合事业看上去如火如荼,但真正实现中西医结合了吗?按照毛泽东“中体西用”的思想,他当时对西医学习中医的理解是:“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西医“应当抱着很虚心的态度”,“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全世界”。可见,提倡中西医结合的主要目标是“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方法是“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然而,不容乐观的是中西医结合至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当今医学界中、西医药诊疗仍旧各行其是,中、西医药理论依然泾渭分明,唯一可资称道者,不过是搞了一些“中法+西法”、“中药+西药”的“技术性结合”而已。不但没有把中西医的知识体系结合起来,甚至对何为“中西医结合”也没有得出明确的定义。有人认为“中西医结合”应当是中西医理论的结合或中西药物的结合,也有人认为应是中医研究应用西医、西医研究应用中医,还有人认为就是中医师与西医师的合作。许多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也大多名不符实,中医开了西药、或西医开了点中成药就说自己是中西医结合,远远没有达到两种治疗与诊断方法的全面结合,更无从谈两种知识体系的结合。
    其实,我国探索中西医结合的历程远远不止50年。早在明末清初,西医学已经开始对我国医学界产生一些影响,有些医家已在自己的著作中收入一些西医的药物和解剖生理内容。经过一二百年的接触,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教会医学的大量传播,终于促成了中西医汇通思潮的形成,并成为近代医学史上的一个学派。当然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思想也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是出于维护中医的利益,使中医仍能继续生存,向前发展;有的则是企望从汇通的医学中,创造一种尽善尽美的医学。可见,以“中、西医理论融合”为目标的“中西汇通”继以“中西结合”已历300年。
    近年来,仍有不少学者在继续寻找中西医学的“结合点”。 诸如:“生物全息律的发现为中西医结合提供了一个接触点”、“祖国医学原则与应激概念也有类似的地方”、“阴阳实质与分子生物学的生物膜理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中西医较为理想的结合点”、 “中西医学的结合点——体热流自动控制机理”、“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符合中医整体观念,可为中西医学提供结合点”、“医学人文关怀是中医仁心仁术的体现”等等。且不论这些观点有无意义,但经过近300年中西汇通与中西结合,今天仍停留在寻觅“结合点”的地步,这一事实本身即是对所谓“中西医结合”的莫大讽刺。
    二、制约中西医结合的瓶颈
    毛泽东强调中、西医药两种知识的结合,应当包括理论、方法等知识的综合统一和融会贯通,不应当仅仅局限为经验层次或常识层次的“中药加西药”,否则无从创造“新医学新药学”。
    但是,中医学和西医学是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二者的思维体系及指导思想迥然不同,在观点、方法和手段上都有很大差异,从理论到实践各成体系,很难结合到一起去。
    中医学在形成初期,吸收了周易、道家、儒家等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并把它们转化为医学伦理,以此为基础来阐述和理解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西医学则吸收了古希腊的元素论、原子论,并把它转化为医学理论,以此为基础来理解和阐明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中医学的研究思路与现代控制论在方法学上有惊人的相似,可以说完全是采用信息控制系统的黑箱方法,即在不打开黑箱、不干扰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前提下通过司外猜内的方法认识生理病理;而西医学采取的是物质能量系统分析法,即打开黑箱,用解剖分析的方法去探讨生理病理,但毫无疑问会割裂了人体局部和整体的紧密联系,不同程度上干扰了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正如有学者认为,中医研究的是“形上属性(证候)的人”,西医研究的是“形下属性(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的人”,这两种研究对象是“不可通约的”;中医依赖系统方法,西医依赖还原方法,这两种研究方法也是“不可通约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怀疑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
    在医学发展史上,也确有不同医学体系无法结合的事例。宗教化的盖伦医学与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近代西医学便是彼此排斥、无法结合的,前者不允许后者存在,只有淘汰了前者,后者才得以发展。宗教化的盖伦医学遵循的是经院哲学,充斥着迷信和愚昧,其结果是造成烈性传染病的大流行和大批病人的死亡。而中医学则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概括和总结了防治疾病的实践经验,因此中医学与现代西医学应是互补的,结合在一起应当能促进医学的发展,关键是要找到影响结合的瓶颈。
    中国近百年来,关于中医的存废问题,已经有过多次大规模的争论。早在上个世纪初,废止中医作为当时“中西文化之争”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在思想界乃至政界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民国元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29年,南京政府通过了《废止中医案》,从行政上废除中医。上世纪50年代, 东北地区卫生行政领导出现废除中医倾向。2006年,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教授在网络上发起“取消中医”的签名,引发新一轮的中医存废争论。表面上看是“科玄之战”,但实质上是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是文化差异的冲突。
    中医与西医分别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中,中西医学的碰撞实际上是文化的碰撞。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理智活动的产物,它不仅仅表现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知识,也许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由于人们总是把“理性”、“真理”、“合理的”、“科学的”和“客观的”看作是同义词,所以他们“总是把追求‘客观真理’与‘运用理性相等同,因而把自然科学看作是‘合理性’的典范”。这种看法在人们的头脑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判断一切文化形式或成果是不是“正确”、是否称得上是“真理”,都必须看其是否是“科学的”。事实上,科学本身的划界就是一个哲学问题,直至现在仍然是多元标准的,科学与伪科学之间没有绝对的划界标准。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在其独特的思维方法指导下产生发展成熟的,而哲学思维方法是科学的灵魂。中医学作为一门自然属性并兼具社会属性的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有其特殊的哲学思维方法,如其注重整体性、平衡性、变易性、功用性、形象性等。“审证求因”这一中医学重要的诊病查因方法,就是在这些哲学思维的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与其密切相关的主要包括:整体宏观思维、形象类比思维、恒动变易思维。
    著名科学史家萨顿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中指出:“没有同人文科学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科学与人文对人类的福祉与危险所能承担的责任都是有限的,二者携手是最好的选择。由此可见,实现中西医结合是正确的选择,但必须突破“文化差异”的瓶颈!
    三、“三部六病”可为中西医通约提供平台
    要突破文化瓶颈,对话是唯一的方式。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医学,但我们不应当将“传统文化”与“中医学”混为一谈。传统文化是指由历史沿袭而来的风俗、道德、思想、艺术、制度、生活方式等一切物质和精神文化现象的有机复合体,包含着有形的物质文化,但更多体现在无形的精神文化方面;中医学以保护与增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为研究内容的医学,关乎人的健康,且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中医学应与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相适应,既要继承,更需要创新。如果一味地固守几千年前的知识体系与话语系统,在现代社会自能沦落为“部落语言”,根本无法实现与现代医学的对话。
    “三部六病”学说遵循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打破了传统中医学封闭的知识体系与语言表达系统,以《伤寒杂病论》为依据,对人体生命的规律性进行了科学划分。即:把整体划分为表、半表半里、里三个不同的空间,凡与空气接触,并能与之发生关系的部分称为“表部”;凡与饮食接触,并能与之发生关系的部分称为“里部”;凡与血液接触,并能与之发生关系的部分称为“半表半里部”(亦称“中部”),简称“三部”。每部存在的病证,根据其实热与虚寒的不同病性再划分为“阳性”疾病与“阴性‘疾病,三部共归纳为六类证候群,简称“六病”。
    用“三部”阐发了人体生理的规律性,同时也反映着病邪入出的三个部位与通道;“六病”就是三部感受外邪侵袭而反映出的人体病理的系统变化,表现出的阴阳不同属性的六类证候集合,是“三部”系统质失去平衡而出现六类不同性质的表现形式。“病位虽广,不出三部;病情虽多,不越六病”。既高度概括,又有规律可寻。
    另外,刘绍武先生还强调在纷繁的证候信息中突出具有特性的重点证,在重点证候中突出有代表性的纲领证,在纲领证中突出有概括性的核心证,这“三突出”原则实现了提纲携领的辨证方法。同时,确立了六病的纲领证与治疗原则,以及合病、合证、兼证的治疗原则、整体病与局部病的治疗原则;在施治过程中,强调遵循按部定证、辨证定性、据性处方、依方命名的思想原则,筛选了数十则有效方药、上百种主药与副药,甚至做到了定位、定性、定证、定方、定药、定疗程,“有是病用是方,有是证用是药”,可谓开辟了一条中医辨证施治规范化、规格化的证治思路。简洁明了,易学易用。
    可以说,“三部六病”的理论体系是中西医学思维的交合,但又不失中医的本质,也没有企图用现代医学的语言去解读中医,而是换了一种表达路径,为中西医通约打开了一扇窗,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在刘老先生众多的弟子与门生中,学的好、用的好的佼佼者,不乏西医出身者,这便是最好的佐证。
德国满晰博教授指出:“在中国对人类知识宝库最光辉的贡献中,中医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于50年代以来执行了各项明智和鼓舞人心的政策,但中医目前的不平衡状态仍是值得注意的……这主要是由于将现代科学所特有的某些错误和粗疏,不经意地用于中国传统科学的评价和解释造成的。”他还指出:“西方科学技术大量传入中国和日本,逐渐使包括医学在内的所有的传统知识受到轻视、排斥。在这种形势下,传统医学的医生和拥护者就着手采取了力求用西医术语解释中医的方法。他们认为这种方法能使人们相信传统技术的价值。但是,这些动机善良、想要保卫本国医学遗产的人,实际上是在抛弃和毁灭他们打算维护的东西。”
    实践证明,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医对生理、病理方面的认知,是值得给予重视和发扬的,中医与西医不仅不是互不相容,而是互补的。中西医间思维方式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但仅仅应用西医的思维方式、方法去衡量中医是行不通的,而中医也应该借鉴现代文明,同时也要考虑到其自身的特点,这大概是我们提倡继承与创新中医应注意的问题吧。记得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医学,如何用现代语言进行描述、用现代科学和技术说明这一行之有效的传统理论和技术,是摆在我们这个时代面前的历史使命。”费老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箴言或许会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启示,“美美与共”——希冀中西医的融合能真正创造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希冀“三部六病”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使中医能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

作者简介:
白玉金,男,1990年毕业于山西中医学院,曾任《中医药研究》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山西中医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现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教授,上海中医药杂志社副总编,兼《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执行主编、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期刊《中医药文化》常务副主编,为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常务委员、编辑出版分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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