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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切献给祖国的中医事业

——悼念我的老师刘绍武先生

 

晋中市中医院    赵卫星

    惊闻我的老师刘绍武先生于2004年12月2日在海口谢世,我心中十分悲痛。当我上《三部六病》网站重新浏览先生的生平时,我泪流不止,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我是1983年认识刘绍武先生的。那时,我正在校《探春学报》编辑部工作。有一天,我们到太原市中医研究所见习,我就把随身带的一张《探春学报》给了先生。先生一开始以为是学校办的报纸,当他仔细看过后,知道是学生自己办的报纸后,马上喜上眉梢,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不简单,不简单啊!”。后来我才知道,先生当年在长治创办“友仁医社”,就是取“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达仁”之义,怪不得先生这样欣喜呢?

    过了几天,先生托人转告我,约我去他家谈谈,他家住在新泽公寓。我不禁感到有点受宠若惊。他是名扬三晋的名中医,我这个初学中医的小学生,能同他谈点什么呢?为了避免拘束,我手中拿了一本W·坎农著的稳态学的著作《躯体的智慧》,为这本译著做序的是陈步教授,题目是“稳态与中医学”,或许我们能谈点这方面的话题。
 
   先生把我迎进客厅,让我坐下,客厅很大,两面全是书柜,收藏有古今中外的大量医学书籍。中间挂着个条幅“医理通哲理”。先生亲自给我倒水沏茶,又端过桌上的一大盘水果给我吃。看到先生对我这样的无名小辈这样热情,我的拘束感消失了。我把陈步教授写的“稳态与中医学”拿给他看,先生粗略看了一下以后,给我讲了许多稳态学的知识,这使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先生对稳态学竟是这样的熟悉。从稳态学谈到中医,从中医又谈到“三部六病”……我们畅谈了三个多小时。以后,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先生家,我把学习中的有关问题写在一张纸上,逐个向先生提问。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一一详细回答。

    有一次,先生病了,我到家中去看他。先生躺在床上,一见我来了,忘记了自己是在病中,拿起身边的一本杂志说:“你看,日本人扬言要在几年内超过中国,以后要让中国人到日本去学中医,我们要快马加鞭呀!”接着,先生从理论现代化,诊断技术现代化,剂型现代化三方面给我讲了发展中医的几个重要思路,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直讲得口干舌燥,一阵咳嗽。我赶紧倒了些水,给先生端过来……

    先生酷爱中医事业,这种感情是从实践中来的。先生早年事医,住在长治南门外经坊煤矿,周围四十里无医生。时值瘟疫流行,求医者络绎不绝。先生运用《伤寒论》方,登门医治,昼夜不息。治愈了许多危、急、重症。这使先生认识到了中医的价值。也使先生深深地爱上了《伤寒论》。

    先生运用《伤寒论》方治疗杂病,善用合方,这是受《皇汉医学》的启发。解放后,随着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慢性病、局部病的增多,先生引申和发展了《伤寒论》中的和法,独创协调疗法。一方之中寒热并用、补泻并施、升降并举、收散同进、动静结合、阴阳两调,充分发挥和调动机体的自身康复功能。其组方之妙,运用之广,疗效之佳,堪称一绝。有一次,先生运用协调疗法给一干部治十二指肠溃疡时,结果右肘上的一个鸡蛋大的肿物也随之消失了。连先生自己也感到神奇。

    许多人不理解先生经常让病人服100多付药,并且很多情况下是一方到底。岂不知,将灵活易变的整体证与顽固恒定的局部证区分开来,是先生的一个重大发现。局部病证有其稳定性,所以治疗时要有肯定性,要有方有守。所以先生又提出定证、定方、定疗程的三定原则。非有胆识者,谁能如此?

   先生特别注重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他认为中医经典是中国的“经”,是民族的“典”。
先生谙熟《内经》、《难经》,精通《伤寒》、《金匮》。每年都要把《伤寒论》从头至尾背诵两遍。我在学校《探春学报》工作时,曾组织学生听先生讲授《伤寒论》。先生在讲授过程中,从不拿讲稿,每一条文都能倒背如流。并且能结合临床,使二者相互补充。
对有人认为中医经典已经过时,应扔到故纸堆的说法,先生明确指出:“学说无古今,无中外,无尔我,当以是者为是,非者为非,以先进代替落后。对于祖国医学遗产中先进的东西,必须完全接受,对于西医科学的东西,也必须完全吸收,中西医学中的某些已经被证明了的不科学的东西,则必须完全摈弃,中医中某些至今仍然没有搞清的东西,则应当认真研究,决不能轻易肯定或否定。

    除了看病以外,先生几乎是手不释卷,每当临床遇到难题,先生总是涉猎群书,务求博通。他学习的兴趣很广,肯于向古人学习,向洋人学习,向今人学习。中医、西医、哲学、生物学、系统论……无所不好。正因为他有这样深厚的基础和知识,所以先生能在学术上独树大旗,巍然屹立,又能吐故纳新,跃马长驱。

   先生最善于发现人才,他就象一团火,走到哪里就能把哪里青年中医的心点燃起来,一起为祖国的中医事业而奋斗。他一但发现了一个热爱中医的人才,就好象一个有眼力的宝石匠,发现了一个粗砺的宝石一样,总是竭尽全力,千锤百炼,精雕细刻。我在太原市中医研究所实习时,先生手把手地教我号脉。上鱼际脉、聚关脉、涩脉、右尺长弦脉,先生一一让我领会。学涩脉时,先生先告我涩脉的要领,又挨个让我从患者脉中体会。也可能是我这个人太笨了,学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学会。但先生还是耐心教我,直到有一天,我自己能独立号出病人的涩脉了,先生喜出望外,高兴地对我说:“毕业了!毕业了!”。

    先生对中医事业是有极大抱负的,他创立“三部六病”学说,就是想在理论和临床上创出一条新路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创立我们民族的新医学。事实上,他为这个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他留下的每一个足迹都值得我们重视,值得我们研究和继承。
先生走了,带着他对中医的情,对中医的爱。而发展中医,振兴中医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我们只有潜下心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竭尽全力。以先生为榜样,把一切献给祖国的中医事业,才是对先生最好的回报。

200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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